风情柳州——风土流变

  汉族和部分少数民族不论何种原因迁入柳州，都成了引发此地社会变迁的 重要力量，给这里经济和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这其中首要的变化是柳州 民族数量和人口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本地的民族构成和人口分布格局，其次是 移民同时带来了较为先进的农产品种植技术、手工业技术和手工业、商业经营 观念，提高了本地的农业开发程度，促进本地商品经济的繁荣，由此改变了一 些与生产经营相关的习俗。

  就社会生活方式而言，一方面，随着汉族的逐步迁入而带来的建筑风格、 服饰样式、饮食习惯、交往方式甚至信仰与禁忌观念等，较多地影响着其他民 族，或为其他民族所吸纳，导致本地社会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比如湘、赣、粤 人士的到来，在柳州复制其在原籍居住时的民居建筑样式，或借助于对外地建 筑文化的了解，引入新的民居建筑样式。再如粤人晚近将“早茶”引入柳州城， 导致此地饮食习惯的局部变化。另一方面，境内少数民族自有的一些风俗习惯 并不因为汉族等民族的迁来而自加摒弃，或者被汉族等习俗完全同化。

  相反， 少数民族在接受汉文化的同时，亦以自有的习俗文化影响甚至同化汉族和其他祖籍湖南的融水苗族自治县永乐乡东阳村杨氏家族，在清代修建宗 祠时并拟族规勒于碑上（光绪三十三年二月），内容涉及国课完纳、宗祧 继承、孝道宜敦、人伦宜正、为盗之人送官究治、禁止结盟拜会、年幼 者的管护、孤寡之道、睦族之道等，用以对族人进行管理。图为镶嵌在 杨氏宗祠大门前的族规残碑。

  民族，如大多数回族民众始终保持着自己独特饮食习俗；居住在山区的一些汉 族采用了当地少数民族较多采用的干栏式建筑；与少数民族朝夕相处的部分汉 族民众为少数民族同化，使用少数民族语言进行交流，过少数民族习兴的节日， 等等。

  柳江县进德镇基隆村和城区竹鹤村凉水屯刘姓客家人苯祠内 都张贴有其始迁祖弼一公的遗嘱，其内容类于族规。

  相互关系的变化。经过长期的人口迁移，汉族逐渐成为柳州的主体民族，而壮、瑶、苗族等 少数民族的分布范围则大为缩减。另者，随着深入壮、瑶、苗等少数民族聚居 区及其周边的汉族人日益增多，少数民族间相互交往日益频繁，导致了聚居中 有杂居、杂居中相对聚居的族群结构和分布状况的形成。

  汉族政入柳州圣始于秦汉，但在明代以前，汉族移民迁居刘江及其上游地区仍属于零星的迁移，移民数量很少。到了明代，随着较多军事移民的进驻，柳 州民族杂居的现象日益突出。对此，明宣德年间曾任柳州通判的桑悦在其《趁圩》诗中有过“花布抹头多獞老，青巾撮髻是军人”的形象描述。喜靖年间任 柳州知府的郑舞臣在其《自钗》中也说：“柳虽文献之邦，多为猺獞所据。城外仅有民村三处，各不满四百余人”（注森《粵西文载•名宦小传》)。进入清代以 来，随着汉族移民向各少教民族地区的逐渐深入，汉族人口的比例也在是逐年上 升，汉族移民与本地少数民族之问相互杂居的格局就形成了。

  此外，汉族移民 由于迁移的时间不同，也分成不同的聚居区，形成多个亚族群。民国《柳江县志》卷二就把境内的民族分成壮、百姓、疍家、客家、福建、湖南、广东、江西、回回和其他十大类。其中的百姓、疍家，客家、福建、湖南、广东、江西和其他 等八个“民族”，应当是八个不同的汉族亚群。

  还有一种情况是，移民和土著之间最初存在着矛盾冲突，后经长期杂居共 处，借助于通婚以及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交往，逐渐加深彼此间的了解，相互 联系也日益密切，融合最终代替了冲突而成为族群关系的主流。如至民国时，三 江县苗族民众“旧习不与汉人通婚，惟佣于溶江一带者，因接近市场，商贾云 集，交际日密之故，渐有通婚媾者”（民国《三江县志》)。同时期，柳州县壮族 民众“什九已与汉人同化矣”（田曙岚《广西旅行记》)。

  反映在传统农业经济上，不论是军屯还是民垦，移民的到来使本地大片荒 芜的土地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如清代康熙至嘉庆年间，黄、刘、邬、罗、 邹、练、詹、钟、何等姓客家人先后自广东迁来，定居于今柳江县进德镇、拉 堡镇、成团镇和原郊区的一部分村屯（分属时马平县辖一、二都），依托其先前 已掌握的较为先进的农耕技艺，经过长时期的辛勤劳动，使这些村屯变成了相 对富庶的地方。移民在柳州注重水利设施兴修的做法，以及较先进的种植技术， 促进了本地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相传唐代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县）人、唐敬宗宝历二年进士刘蔶被贬谪到柳州任司户参军后，曾在柳州乡下传授中原地区先进的耕作技术，诸如沤肥方法，耘田前洒石灰粉等。后坠马死于今西鹅乡山头村田间。这不过是汉族移居柳州后带来先进农业技术的一种反映移民还带来了新的农作物品种。清代乾隆年间，来自广东省兴宁县的客家 人定居马平县一都（今柳江县拉堡镇、进德镇和原郊区西鹅乡一带），带来广东 的油粘稻种自种，也分给同村及附近农民种植，并教会当地人较先进的耕作技 术，如用花生麸拌大粪加上草木灰沤熟作底肥。他们种出的稻米雪白似玉，晶 莹透明，煮成饭后清香扑鼻，入口松软香甜，味道比原来广东的油粘米还好，有 “不用菜也可以吃三大碗”的赞誉。“一都米”运销广东，成为柳州谷米东下的 代表品种。随着粮食产量的增加，柳州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亦随之提高，柳州城、 融县和睦（今属融水苗族自治县）等集镇成了“西米东下”的集散地。水稻之 外，柳州自外面引入的粮食作物影响较大的当推玉米和番薯（约在清代传入柳 州），这里的粮食种植格局甚至居民的饮食结构因此而有所更变。在市场的刺激 下，柳州境内的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在扩大，柳北各县的桐油、茶油，柳江 的烟叶、花生油，柳城的蔗糖，榴江的草菇等成为销往外地的大宗产品。这对 于过去依靠自给自足方式维持生计的柳州各族民众，首先是观念上的冲击。

  移民到柳后也加强了对本地丰富林木资源的开发利用。清道光年间，广东 客家人进入今融水苗族自治县香粉乡，利用当地丰富的楠竹资源从事竹纸生产，产品销往三江、柳城、罗城、柳州、桂林、南宁、梧州、香港及东南亚等地。柳州杉木大量外销的格局也基本上是清代咸丰、同治年间粤商抵达后才形成的。

  明清以后商业移民的到来，导致了圩市数量的增加及圩市交易周期的缩短。 至20世纪30年代，柳州绝大部分圩市已是三日一圩，三江县林溪、同乐、良 口、富禄、老堡、泗里、古宜和柳州县城等圩市则达到了日日为圩的程度，各 族民众获得了更多的赶圩机会。圩市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发展，也 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和融合。与此相并行还有专业市场和某些商品规模化经营 方式的出现，商品经济结构发生变化，比如银号业、典当业、经纪业、苏杭业 (杂货）、石油经销、轮船和汽车运输业以及其他行业的出现和发展。

  经纪业的 出现，标志着商业社会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也因此促成了外省籍商人特别是 粤籍商人“执现代商业牛耳”局面的形成。伴随外省工商业者而来的是他们在 经营工商业时的习惯，包括经营程序、佣工方式、同乡同行间的交往甚至供奉 的神祗等。比如今天我们常提到的“炒鱿鱼”和人们知之较少的“吃无情鸡”， 在解放前都指解雇，其中的做法和称谓均由广东人带来。

  柳州的作坊或商店，小型的一般有三至五名伙讨（旧称西家）。老板（旧称东家）对待西家（雇工）采取不同姓氏、不同乡里、不沾亲带故等各种方式，免致他 们互相为谋，损害东家利益。

  策略之一是对劳工的工资、福利待遇有两套措施，—套是明的，按伙计们的职位大小、技能高低、作用轻重，按劳取酬，无可厚 非。暗的由老板给他们亲信优厚多少，则无可奉告了。有的伙伴为求得老板的青睐，被拖下水，被利用却得意起来。而那些收到另眼歧视的伙计，则不免忧 必忡忡，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一天会被“炒鱿鱼”。

  大年（新年）正月初二开始“做祃”（又叫“打头祃”即“打牙祭”）（编者桉：做祃为从广东引入的商家之习，又称作“祃祭”，逢农历每月初二日、十 六日为祭期。正月初二日.腊月十六日分别为“头祃”和“尾祃”。届时宾主 周桌欢饮共庆，并行祭祀之礼）。即时节，老板备办的酒菜特别丰富，先祭祀财神爷，焚香鸣炮讨个利市彩头。祭罢接着开宴，西家全部到场，听候东家（包括 股东> 发落。老板对往后生意规模究竟有多大，增员或軋裁员，谁该撤谁该留，早己心里有数。三十六行，行行照此行规办事，开年辞退伙计，是老板的绝对权威，老板不用声明。酒过三巡后，厨师从厨房捧上一道名为“炒鱿鱼”的菜，陈 列桌上中央。

  老板举筷夹点莱盘，频频招呼大家：“来！来！来！尝尝新口味！” 大家哪敢动著，只等老 板用筷向菜盘里夹起一 件鱿鱼卷，即向他内定 的那个将被辞退的伙计 的碗里送。这个伙计 不幸是被“炒鱿鱼”了 (生的鱿鱼是平板整片 的，炒熟之后曲卷成筒 状。某个伙计被辞退就 得把铺盖卷好夹起来走 人。这卷铺盖十足像炒 熟了的鱿鱼筒。“紗炒鱿鱼”就成了伙计被辞退 卷起铺盖走人的代名 词)。一般作坊、商店往往在春节过后正月初七 开张，故炒鱿魚的伙计赶紧在这几天之内寻找活路，另行就业，但被 “炒”的工人，多数受歧视，许多坊店不愿雇 用，很难得到重新就业的机会。（彭德：《柳 州话旧二三事.炒鱿鱼》，原栽《城中文史》第九期，摘录时稍作改 动）移民中拥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来柳生产和经营，促进了本地手工业的兴 盛，本地手工业门类有所增加，本地人亦从外来手工业者身上学到了更为先进 的技艺。200多年前，迁来柳州的福建人所掌握的竹壳帽编织技术传入今柳江县 一带，当地民众在向福建人学习的过程中，对其编织工艺进行了改进。

  柳江县的竹壳帽远近闻名，过去曾称为“福建帽”，由迁至此地的福建人带 入。据传清末编织一顶竹壳帽需要36根细竹片，经过本地手工业者的技术改进， 所用竹片减少到24根、12根，后来只需8根细竹片就可编成。柳江县竹壳帽以 其轻便、中空通风、价廉物美而深受各地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喜爱，近年来 远销广东、湖南、安徽等地，成为该县著名的土特产品之一。图为戴着竹壳帽正在劳动的柳江县农民。（侯加亮摄）
移民的到来引发了柳州文化的变迁。

   秦汉以前，柳州作为百越民族的聚居地，文化水平与中原地区相去甚远。此 后，随着中央王朝对岭南地区统治的逐步加强，大批移民入居此地，共同的经 济生活导致相互之间文化的交流，各民族文化在相互交融的过程中得到了共同 进步，而在倡导、传播中原先进汉文化的过程中，移民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柳 州“自唐河东柳子厚来守兹土，不鄙夷其民，动以礼法，建学明伦，而粗野朴 陋之风，为之一变”。至清乾隆年间，柳州“城厢内外，家多弦诵，悃福无华, 颇有邹鲁之风”（乾隆《马平县志》)。民国《三江县志》记载：“德祐（编著者按：南宋恭宗年号，1275〜1276年）以还，临安不守，江南士族转徙于斯，筚 路开山，乃疆乃理”。在这些“江南士族”影响下，三江县“门成邹鲁，文物渐 臻”，文化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清道光、咸丰年间，由广东梅县松源堡迁居今三 江县富禄街的赖步瀛，“殷殷以化民成俗为己任，杖履所及，黔首黄童，村妪野 老，莫不煦煦一团，相与讲说古今，务使人咸晓然于礼仪廉耻而后安。今者溶 江士庶守己安分，皆其流风余韵也”。而民国时的融县“惟苗之族衣冠习尚其 在于今犹有固守其旧者。然向学慕义之风，近廿余年渐有蒸蒸日上之势”（民国 25年《融县志》第二编《社会》)。相伴而行的是，以王拯、杨廷理等为代表的 地方文士著书立说之风日盛，这些人的文学成就影响及于后世。

  移民的到来还使柳州的少数民族语方言、汉语柳州方言种类增多，引发了本地语言的变迁。据 考证，汉语柳州官话 源于中原官话。唐宋 时，柳州汉人使用古 平话（今广西平话和 土白话的源头）。宋末 元初，北方汉语进入 近代汉语阶段，是为 新官话。到明代，朝廷 派兵镇压广西少数民 族起事的同时，也带来北方的新官话        这与今天的柳州官话 相近。有了新官话之 后，原来的平话地位 下降到只在民间使 用，故称为百姓话，慢 慢地受到官话的蚕 食，讲百姓话的人在 城区及附近地方逐渐 减少，而在乡村则有 较完整的保留和传承。

  旧志记载至民国时，三江县仅汉族语言就有“六甲话、麻界话……以及江 西、湖南、新化、叙浦、宝庆等客籍汉人之家乡话”（民国《三江县志》)。柳城 县境内则有“壮话、官话、百姓话、客家话、福建话”。由于移民与土著之间、 移民与移民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强，语言更替现象便出现了，即某一民族中的部 分成员放弃本民族语言，而改用其他民族的语言。另一个结果是，各民族的语 言中出现大量的“借词”现象。如柳州话称“往下陷”为“抡”、称“猴子”为 “马骝”等，即是从壮话中借用过来的。在移民与移民杂居的地方，移民语言相 互之间也会出现词汇互借的现象。如在柳州官话中，称“漂亮”为“靓”、称“舌 头”为“利前（钱)”、称“结账”为“买单”等，显然受到了粤语的影响。

  清至民国时期，大量外来人口的进入，为戏班和艺人进入柳州提供了生存 和发展的机遇。在此背景下，粤剧、桂剧、彩调剧和京剧等戏曲艺术相继传入， 丰富了柳州各族民众的文化娱乐生活，各剧种也在相互竞争和交流过程中得到 了发展。

  移民的到来也引发了建筑风格的流变。建筑风格的流变表现在多方面，主要是移民会馆的兴建和外来民居对本地 原有建筑风格造成的影响。

  为协调事务、联系乡谊，外籍来柳民众在圩镇常建有同乡会馆。在柳州城， 就有两湖（湖南、湖北）人所建的湖广会馆（前有三楚会馆、湖南会馆），闽人 的福建会馆，粤人的粤东会馆、广东会馆（曾名潮梅会馆。民国17年大火被焚， 灾后重修更名新民会馆），皖人的庐陵会馆和赣人的江西会馆。其中规模最大、 建筑华丽的首推粤东会馆；结构严整、辉煌壮丽当数湖广会馆；楼堂精致、馆 所清幽则是江西会馆；古雅淳朴是福建会馆。各会馆均带来了外省籍人士家乡 的建筑特点，如湖广会馆殿檐的翘角（俗称班爪)做得既圆且美，屋脊用鳌鱼戏 珠，内部饰以湘派柱子上串刻的金鳌倒立或者莲花座，再加油漆彩绘；粤东会 馆屋脊上建高瓴，装上陶瓷戏剧人物（“公仔”）和花弁鸟兽；江西会馆则以山 墙重叠取胜。旧时有赞语称：“粤东会馆赛石头，湖广会馆赛柱头，江西会馆赛 墙头，福建会馆赛码头”。粤东会馆祀的是文昌帝君，庙号“文昌宫”（或说祀 北帝、天后或财神）；湖广会馆祀关云长，庙号“武圣宫”；江西会馆祀紫阳真 人，庙号“万寿宫”，福建会馆祀天后，庙号“天后宫”。由于各有所祀，各会 馆因祭供神祗而举办的会期亦有不同，如湖广会馆定在农历五月十三日，而福 建会馆则为农历三月十二日。

  位于柳州城东门外的粵糸东会馆，始建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十八 年建成开光，占地10余亩。其山墙以巨石砌基，走廊阶陛、天井中庭皆一色水磨麻石；大殿之外，开凿一巨也，池中有一枱斗石雕大龟，雕工精致，栩栩如 生。民国以后，粤东会馆长期为军队占驻。抗战之际被日机轰炸，屋舍倒塌。第四战区长官司令部迁柳后，为解决粵藉学生读书问题，由张发奎等发起成立中 正中学，收回会馆为校址，并将同乡会产房屋38间一并拨归学校。

  湖广会馆原在北门外，以地湫隘，于康熙时建新馆于府学宫之左，即今之 景行路，也称三楚会馆。占地约5亩，前临府学街，后达葫芦塘。正面是五开间五进，大门、仪门、大殿、中殿、后殿。大门上悬金字大匾书“湖广会馆”。 大门内有戏台、仪门及前殿，为会期宴客之所。中殿、后殿塑有神像。大门两侧，有“护国”、“佑民”两个辕门，行人车桥，皆从左右辕门出入。戏台前面 庭晚中有座方形大雨亭，看戏即在此设座，四周雕梁画栋，亭中天花板上造了个覆蛊式的八角形藻井，彩绘八仙在上，戏台天花板上也有个较小的藻井，彩绘精工，为柳州之冠。据说戏台上的藻井，对声音有覆盖回旋的作用，增加声 乐的效果。进辕门内的东西两厢，造有酒楼，可以摆酒赏戏，再进去是东西福德祠，祠则具有厢房，同乡旅客，可以暂往。东边进去还有个内台，戏台对面 是花厅，专为接待地方官员看戏宴客之用。西边进去是仪事厅，为办公之用。正 面的仪门連接大殿，每逢会期，陈设桌椅，挂紅绸帐幔。大门外对面的照壁上，贴着“連香大吉”四字，从早到晚，俱有香客进香。

  江西藉人士原在青云街建有庐陵会馆，约三间三进，与学政衙门相邻。民国17年大火之后，只回建正座一进。庐陵即江西吉安，庐陵会馆由来自竷南的 同乡兴建。后来，江西各地来柳谋生的增多，生齿日繁，遂于清末新建会馆于柳侯祠旁，所以江西会馆大门石刻对联云：“人怀釤泽，地接罗池。”会馆占地颇广。建筑是典型的江西风格，三重檐的山墙，大石库门，四座殿宇。左面是 花厅，回廊曲栏。大门额日“吴园公所”。右面亦是园亭建筑，有座三层高楼， 纯用木材結构，轩窗敞亮，可眺远景，名观音阁，其门墙上横颔为“右江别墅”。 解放后，右江别墅划出办小学，现为十二中校舍。会馆正面则拆掉改建艺术馆。 左面的吴园公所于上世纪60年代遭遇火灾，己不具本来面目。

  福建会馆在福建街（今解放南路南段），解放后所设的柳州剧场即其原址。 会馆向南，门前有个地坪，有码头直通仁恩坊。正屋两侧皆有偏屋。中庭有方 形天井，亦有偏屋。设三进，加上侧屋，计有天井九个。正面屋脊塑有二龙枪原建于今城区文惠路的江西会馆，已拆除。从糢糊的照片中仍可 见到其江西民居特征。（摘自《抗战中的柳州·大韩民国政府在柳州》）民国20年（1931年）居拆除，故建戏院。

  柳州解放前后，会馆或废圮，或改作它用，今天在城区已无法一睹其真容。 辖县中，今属鹿寨县的寨沙镇、雒容镇，柳江县的里高镇，柳城县的凤山镇和东泉镇，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融水镇，融安县的长安、雅瑶、龙妙等地，三江侗 族自治县的丹洲（旧怀远县城）、古宜和富禄镇等，过去也建有会馆。

  民居建筑风格的流变，主要表现在建筑材料和民居建筑式样的变化上。直 至清初，柳州兵、民所居的房屋还普遍采用竹木结构，其上覆以茅草。至民国 时期，据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对广西各县农民住宅的一项调查资料显示，三江、雒 容、中渡、榴江、柳州等县的农民住瓦屋的平均约占总数的87. 46%,民居中以 砖、石作为建筑材料的比以前增多。清末以来，城乡建筑中已开始采用水泥等 新型建筑材料。近代以来，西式建筑也开始在柳州出现。

  汉族等民族进入柳州也导致了宗教信仰的多样化，主要表现在佛教、道教、 伊斯兰教等宗教和其他信仰的传入方面。

  长期以来，柳州少数民族生活在一个多神信仰的国度里，各民族民间都充 斥着“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意识，以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祖先与先贤崇 拜、灵物崇拜、鬼魂崇拜等观念，还迷信巫教。民国《三江县志》载其县民：

  “六甲人、侗、壮文化日臻，皆崇奉孔子；瑶则奉盘古；苗无所宗。其他外教尚 无传入，虽间有释道之徒，皆同巫觋之流”。各族“迷信鬼神，几成通俗。有病 或延巫禳祷，除客籍汉人外，殊少服药者，而以侗人为尤甚。瑶服药者十之一 耳。六甲侗瑶兼迷信堪舆，而算命看相之习亦随地而有”。
目前所知，柳州直至唐代始有佛事活动的记载。唐武则天在位后期，今柳州一带已建有佛寺5座，唐朝末年在今马鞍山麓又建起灵泉寺，可见唐代柳州 佛事活动之盛。外来宗教中，佛教是得到统治者强制推行的一种宗教。柳宗元 在柳州河南复修大云寺，四处搜罗僧侣，讲经布教，感化不习中原礼教，“病且 忧，则聚巫师用鸡卜”的柳州壮族等土著先民，抑制巫教，改易民风。

  明、清以后，由于来自外地的僧人和佛教信徒的积极传播与推动，柳州的佛 教事业仍在延续着。如超凡上人，原名何中年，“世居湖南道州之东门”，清代 中叶居柳城开山寺为僧，对佛教在当地的传布出力颇多。1934年，受柳州佛教 徒的邀请，湖南南岳衡山祝圣寺的高僧道安法师率领经藏法师、超静法师、释 春霖等不远千里来到柳州传教。抗日战争时，虽然大部分僧人相继疏散到桂林 和湖南，但释春霖和他的师弟释自来及徒弟释慧莲、徒侄释修成却一直坚持留 在柳州传教。抗战胜利后，柳州立鱼峰的寺庙便由释春霖主持。

  清至民国时期，由地方官员主持新 建和重修的寺庙也 为数不少。如马平县 华荣寺，“康熙二十 年提督哲尔肯建”；吉祥寺，“康熙二十 一年哲尔肯重修”；佑民院，“即千手观 音阁，久圮，乾隆二 十八年右江道王锦 捐俸重修”（清•乾 隆《马平县志》)。

  清代，外地移 民的大量进入，使柳 州的道教信徒有所 增加，加上部分地方 官员的有意倡导，柳 州又新建或重修了 部分道观，城隍庙、关帝庙、雷公庙、文 昌阁等亦广为兴建。

  教传入柳州，有据可考的当始于明末。到清代初期，以清真寺修建为 标志，伊斯兰教在柳州已有较为广泛的信众。

  柳州民间信仰也因移民的到来而多元化。清初，妈祖（又称“天妃”或“天 后”等）信仰随着广东、福建等地移民的迁入而传播到柳，这些移民在其所建 的粤东（广东）会馆和福建会馆中祀奉妈祖。民国时，凡过往柳州天后宫（位 于今东台路临江处）的船民，都会进天后宫焚香叩拜，祈求航行平安。每逢农 历三月廿二日天后神诞日，柳州城都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抬神像出游，因参与 者甚众而热闹非凡。

  明清以后来柳的外地工商业者还带来了更多的行业神崇拜。正是由于外来 移民的到来才使得异地乡土神的信仰得以在此传播和发展。可以说，从各族的 原始宗教到封建时代的国家宗教，以及民间流行的道教、伊斯兰教等，它们对 于柳州民众的思想文化风格都曾产生过影响，但正如宗力、刘群在其所著《中 国民间诸神·叙言》中所称，却“从未被某一种宗教统治过”，这恰好体现了民 间文化兼收并蓄的特征。